争当时代先锋 永葆生机活力
人民日报 社论
今天是我们党诞辰89周年。经历了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37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7700多万名党员展现出更加昂扬的精神风貌，焕发着更加旺盛的创造热情。
自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勇敢担当历史使命，带领人民走出一条强国富民之路，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总是紧紧抓住党的建设这个重要法宝，动员和组织全党力量，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克服困难，夺取胜利。历史充分表明，我们党历经风雨砥砺而坚强屹立、兴旺发达，就在于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始终保持党的性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在于党始终深怀忧党兴党意识，以强国富民为己任，依靠自身建设不断激发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正在开展的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是我们党将自己的执政理念化为行动的重要载体，是我们党将自己的根本宗旨融入时代的生动实践。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必将调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政治热情和创造活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
我们党是一个执政61年的大党，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始终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任务光荣而艰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改善民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切身利益问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对严峻复杂考验，党内还存在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全党同志惟有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清扫政治灰尘，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脚踏实地干事创业，尽心竭力造福于民，我们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现代化航船劈波斩浪不断前行。
我们党是一个走过89年光辉历程的大党，党的建设始终是我们党开辟前进道路的强大动力。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巨大功绩。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把忧党之心转化为兴党之责，着力推动科学发展，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规划、思路和举措，以模范行动影响和带领广大群众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贡献智慧力量；着力促进社会和谐，掌握社情民意，协调各方利益，拓宽诉求渠道，化解矛盾纠纷；着力服务人民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和期待，积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着力加强基层组织，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积极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增强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重在解决问题，重在取得实效。只要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率先垂范，我们就能够保持党的先进性，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明年，我们将迎来建党90周年。回首近一个世纪的光辉历程，党的建设始终同中国现代化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机遇和挑战，我们肩负的使命伟大而光荣。全党同志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改革创新，争当时代先锋，就必定能够创造无愧于中华民族的出色业绩。
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的新思想、新理论
（十二大至十七大）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理论创新的速度、广度、深度上都远远超越了建国后的30年。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浓缩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轨迹。本文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就其提出的新的思想和重大理论成果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分别作出评述，提出了独到见解。
88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归结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辉煌胜利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更加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创新，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使马克思主义在神州大地显示出无比的生命力，闪耀着万丈光芒。30年来，我们党在理论创新的速度、广度、深度上都远远超越了建国后的30年。对此，30年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改革开放后召开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二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贡献集中体现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命题的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早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伊始，毛泽东就提出“以苏为鉴”，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并对之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既无经验，又无现成答案可循。从1957年起，随着“左”的错误的发展，他对许多问题的探索陷入了误区。而其中最大的误区，就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以十一届叁中全会为起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性伟大转折。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这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过去搞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2]。这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已经是呼之欲出。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这一命题的提出突破了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原则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航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新起点。
对于如何正确解决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的论述，也是十二大报告一个重要特色。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深刻阐述了物质和精神的辨证关系。十二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把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解决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通过了《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如果说十二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找到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那么十叁大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十二大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正确认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情和基本出发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正确地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并据此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但是没有预见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内的具体阶段性问题。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的基础上，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并回答了俄国要分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具体阐发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发展阶段问题。毛泽东曾经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他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建成作了明确的区分，并提出了“不发达社会主义”、“比较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可惜毛泽东没有沿着这一正确的思路继续前进，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高度提出了“大过渡”理论，认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4]应该指出 ,大过渡理论是对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曲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是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 ,而不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而毛泽东提出“大过渡”理论却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包括在过渡时期之内，把本来应该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时消灭阶级的任务推到了只有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时才能完成。这样就把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所以这种理论实际上阻碍了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
十一届叁中全会以后，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有益思想，又纠正了毛泽东“大过渡”错误认识的基础上，从我国现实的国情出发，党的十叁大明确作出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
十叁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次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前一层含义阐明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后一层含义阐明了我国现实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程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层基本含义既相对区别，又紧密联系，构成了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这里所说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经历的特定的历史阶段。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并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的科学认识，是党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会议据此制定的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成为我国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纲领，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基石和总纲。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我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在世界风云变幻的复杂形势下，我们党的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新的概括、系统阐述和科学评价，对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战略决策作了郑重的历史结论，从而把这个理论比较完整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并且经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郑重地确定为长期指导我们思想和工作的理论基础。
十四大在总结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十四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从9个方面比较全面、系统地概括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阐明了这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5]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6]“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7]
另外，十四大确立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重大贡献。针对人们在深化改革中的种种困惑，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十四大在此基础上，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改变了传统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束缚，使我们思想获得了大解放，认识上有了新的突破，为我们深化改革和繁荣经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事业指明了方向。翌年党的十四届叁中全会，根据十四大精神，通过了《中共中央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在某些方面做了进一步阐述，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这是我们在九十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全局性的深远影响。
十四大总结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展现了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内涵，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是邓小平逝世后中国共产党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逝世后，国际和国内很多人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的走向，中国向何处去，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考验。在这个紧要关头，十五大在十四大的基础上，坚定地明确地向全党、向全国人民、也向全世界回答了中国的走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明确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并把它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
党的十五大前夕，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8]在党的十五大报告的结尾，江泽民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9]报告简要回顾了党在70多年历史进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从理论上概括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10]在这里，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和使用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并对这一概念作了科学的界定。它明确了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强调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升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树立了一座新的丰碑。
其次，十五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丰富和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党的十叁大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比较快地富裕起来，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提出了质疑。针对这种情况，十五大重申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在此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经验总结。如果说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1945年党的七大政治报告对之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引我们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那么党的十五大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则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沿着社会主义基本路线顺利进行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十六大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六大从多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理论创新的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江泽民“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在党的历史上，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党的十六大把“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意味着“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新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对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如果说毛泽东思想集中回答的是我国民主革命过程中”进行什么样的革命、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怎样进行革命”的根本问题；邓小平理论集中回答的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那么“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创造性地集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从而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起来，确定了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的任务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在新世纪新阶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毛泽东将党的思想路线精辟地概括为“实事求是”。邓小平根据实践的发展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出了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8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1]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12]这就深化了我们对党的思想路线内涵的认识。与时俱进的关键是创新，在这种意义上，十六大突出强调了创新的作用和意义，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党永葆生机的源泉”，[13]这就为不断地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十七大的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二是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命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精辟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对党的叁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与时俱进是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如果说邓小平理论集中回答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叁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回答的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那么科学发展观则是集中回答了在当今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着标志。
十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重大贡献，是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命题/新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等，都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体系上是统一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深刻总结，更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有利于全党全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胡锦涛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14]因为实践永无止境，创新亦永无止境，全党同志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才能让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是十二大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作出卓越贡献的基本经验。十二大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切实做到了坚信而不迷信马克思主义；摒弃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采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坚持理论上的不断创新，在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中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